仰韶文化與陶鷹鼎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發現于河南省渑池縣仰韶村而得名。據碳14法測定年代，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先後經曆了約2000年的發展曆程。其發現與發掘的影響和意義深遠，第一次宣告了中國蘊藏着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證實了中國在階級社會之前存在着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破除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謬論。仰韶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遠古文化體系，标志着中國史前考古學及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由于遺址中還發現了非常精美的彩陶，因此，亦有人稱之為“彩陶文化”。

1921年4月，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根據地質調查所采集員劉長山的發現和調查結果初步推斷，河南省渑池縣仰韶村可能是一處相當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他在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後，來到仰韶村展開了地質調查。同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安特生主持了對仰韶村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自此，西起甘青交界處的河套地區，東至河北，南達湖北西北部，北至長城沿線的宏大文化遺址，開始逐漸向世人展露它迷人的風采。在即将發行的國家寶藏系列金銀紀念币中，将向我們展示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陶鷹鼎。借由此物，我們得以管窺這一對中華文明意義非凡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不止于“可愛”

陶鷹鼎發現于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過程頗具戲劇性。1957年，太平莊農民殷思義在犁地的時候，犁頭碰到了一個很堅硬的東西。他本以為是一塊石頭，沒想到幾镢頭下去，竟然刨出來一個黑乎乎、形狀像雞的罐子。殷思義見此器物比較完整，就把它拿回家給雞當了飼料盆。次年，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張萬忠等人到華縣進行考古發掘，同時對當地的農民宣傳文物保護知識。殷思義由此想到家裡的雞飼料盆可能是文物，便主動把它交給了考古隊。後來經過鑒定，這件“飼料盆”屬于仰韶文化時期，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1993年，陶鷹鼎作為我國的“申奧大使”，赴瑞士奧林匹克博物館進行展覽。2002年起，陶鷹鼎入選我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瑞士之行成了陶鷹鼎僅有的一次出國經曆。目前，該文物被安置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基本陳列，迎接全世界觀衆的參觀。

陶鷹鼎的造型十分可愛，它也是目前仰韶文化遺物中唯一以鷹為造型的陶容器。陶鷹鼎設計精巧，鷹的形态與鼎的功能被巧妙地結合到一起。鷹的頭部塑造得簡潔而傳神，鈎狀的喙和突起的眼睛具有很強的寫實主義特征，展現了鷹的威猛之态。鷹短粗的雙腿和尾部形成了穩定的三角支撐，渾圓的肚子被用作鼎腹，既滿足了象形的需求，又兼顧了實用性，同時也使整件文物更具“萌态”。

鼎這一器型在中國古代曆史中有着獨特的地位。造型簡單的陶鼎曾被廣泛地用作生活用器，主要用于烹煮食物。除此之外，一些造型罕見、制作精良的陶鼎，也會作為禮器應用于祭祀等禮儀活動中。經新石器時代發展至夏、商、西周時期，鼎的材質、形狀、裝飾紋樣和功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至夏時，相傳大禹鑄九鼎象征九州，鼎完成了由陶質向青銅質的轉變，這不僅象征着我國青銅時代的到來，也象征着王權政治的進一步發展。

陶鷹鼎的“朋友們”

新石器時代一些造型獨特的鼎往往被用作禮器，陶鷹鼎亦然。為了搞清楚陶鷹鼎在當時的具體作用，考古工作者曾根據殷思義的回憶，對陶鷹鼎的出土地點進行了進一步發掘，最終于該處發現了一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女性墓葬。

根據出土的骨骼判斷，墓主人是一位30歲至40歲的女性。除陶鷹鼎外，墓葬内還随葬有14件骨匕、2件骨笄、1件石斧、1件石鏟，以及一些日常使用的陶器，堪稱品類豐富，數量衆多。仰韶文化時期，随着我國遠古先民農業生産能力的提升，先民特别是貴族群體的物質生活日漸豐富，這也使得屬于精神文化範疇的原始宗教活動豐富起來。随着對全國各地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的宗教祭祀遺迹。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祭祀等宗教活動在仰韶先民的生活中，已經占據了較為重要的地位。由于此時中原地區正處于母系氏族社會階段，重要的祭祀活動往往由身份特殊的女性來主持，由此我們便不難推斷出陶鷹鼎的禮器性質了。

與這件陶鷹鼎同一處出土的還有一件石斧。石斧表面被打磨得十分平滑光亮，制作同樣精緻，且不見使用痕迹。考古工作者推斷這件石斧并非日常生活用具，而是權力的象征。早在舊石器時代，遠古先民們就已掌握了石斧的制作技術。在當時，石斧主要被用作生産工具或武器。發展至新石器時代，石斧逐漸發展為權力的象征。出土于河南汝州閻村的另一件仰韶文化器物鹳魚石斧圖彩繪陶缸上，也是用石斧來表示權力。考古工作者根據陶缸上所繪制的圖案推測，白鹳和魚應當分别是兩個不同氏族部落的圖騰。白鹳啄魚意味着以白鹳為圖騰的氏族向以魚為圖騰的氏族發動進攻，并取得了勝利。值得一提的是，彩陶與彩繪陶是新石器時代的兩種不同陶器，其主要區别在于制作工藝不同。所謂彩陶，即在完成塑形的陶坯上，以天然的礦物質顔料描繪圖案，然後入窯燒制而成的陶器。由于顔料經過烘燒，所以着色比較牢固。而彩繪陶則是在燒成的陶器表面繪制圖案，繪制完成後，陶器不再進行二次燒制，因此彩繪陶的塗料附着并不牢固，受潮或遇水後容易脫落。在新石器時代，彩繪陶的數量遠不如彩陶多，但彩繪陶存在的時間卻遠遠超過了彩陶。戰國秦漢之際，彩陶幾乎退出了曆史舞台，而彩繪陶則被大量應用于随葬，達到了發展的鼎盛時期，人們熟知的秦始皇陵兵馬俑便屬于彩繪陶。

不攻自破的中華文明西來說

對中華文明而言，仰韶文化的意義不僅僅是向我們展現了精彩絕倫的彩陶文化，它更堅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鴉片戰争後的一段時間内，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在當時西方列強的話語體系下，中華文明西來說盛極一時，出現了“中華文明并非由本土而生，中國沒有經曆石器時代，中國最早的曆史隻能追溯至商代，且商代的文明也是自西方地區傳播而來”的觀點。而仰韶文化的主要發掘人員之一、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于1923 年發表的《中華遠古文化》報告，更是将“仰韶文化西來說”正式見諸文字。後來經過我國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和夏鼐先生等人的嚴謹考證發現，安特生的學說具有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謬誤。1931 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陽後崗遺址的發掘工作。在這裡，他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商文化層由下而上的三層堆積。這三層文化前後堆疊，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從史前到商時期，中國曆史一脈相承，不存在外來輸入的情況。1945 年，夏鼐先生通過對甘肅的齊家文化遺址進行深入研究，發現安特生的分期存在嚴重錯誤。安特生誤以為齊家文化比仰韶文化要早，實則恰恰相反。既然東邊的文化比西邊的文化早，那麼文明隻可能是自東向西傳播。至此，仰韶文化西來說、中華文明西來說均被糾正，安特生本人也承認了這一錯誤。根據最新的考古發掘和論證，在史前時期，中原文明曾一路向西傳播，在影響了甘青地區之後，又越過河西走廊，影響到了新疆。來自中原的彩陶文化一直深入到中亞，而後逐漸消失于帕米爾的群山之中。當我們嘗試在腦海中構建中原彩陶文化穿越黃河、草原、河谷、高山一路向西傳播的宏大場景時，我們不難意識到，偉大的中華文化早在近萬年以前就已注定成為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文化。那些精美的陶器不僅代表着我國遠古先民的勤勞和智慧，更展示着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所以，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從來不是空穴來風的，我們的自信來自黃土和時間，來自不曾斷代的曆史和壯麗璀璨的文明。